刘作翔：权利冲突的多样化形态

(13)它是对思想认识上的一种要求，停留在意识的阶段。

(13)有些国家的宪法法院或司职宪法审查的最高法院，也明确要求下级法院参考外国法或国际法资源。文明的冲突实实在在地降临。

法律的全球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以前的国际贸易法、国际经济法以及国际金融法等国际法领域，如今已经扩展到了宪法、行政法等传统的国内公法之中。R. v. Morgentaler, [1988] 1 S. C. R. 30, 52～53(Can.)(认为在解释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中的基本正义(fundamental justice)概念时，美国关于实质正当程序(substantive due process)的争论没有相关性)。⑧See Ostberg et al., Attitudes, Precedents and Cultural Change: Explaining the Citations of Foreign Precedents by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34 Canadian J. Pol. Sci, 377, 286～287(2001); D. M. Davis, Constitutional Borrowing: The Influence of Legal Culture and Local History in the Reconstitution of Comparative Influence: The South African Experience, 1 Int'l J. Const. L. 181, 191～195(2003). ⑨See, e. g., Hill v. Church of Scientology, [1995] 2 S. C. R. 1130, paras. 122～141(Can.)(讨论美国最高法院在纽约时报案中确立的言论自由保护规则，并拒斥之)。其原理在于，一国的宪法乃是该国法律秩序的根本和最高规范，各个层面的下级立法都要符合宪法。作为一个犹太人，虽然他放弃了犹太教的信仰，但浓缩于《美国宪法》之中的公民信仰的神圣性，其强烈程度丝毫不亚于犹太教。

(70)1803年，马歇尔大法官在著名确立司法审查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的宣示阐明何为法律是司法部门的职权与责任(71)。南非宪法法院也时常引用外国法律资源。[39] 《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6页。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些政治情怀和认识论方法毫无疑问是真理，而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这些政治情怀和思想观点毫无疑问是谬误。[⑦] 正如陈端洪博士所提示的，政治法权结构理论的构造是当下之急务，从而也暗含着作者在该文之中并没有去完成这一理论建构任务，这样就使得该种模式的转折性意蕴限缩到方法与角度、宪法的政治法回归与提炼（由此对抗宪法司法化的学术与制度主张）等下位问题层面。[24] 参见［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页。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

在经济管理方式上，基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而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有计划的安排。第三层是今天主流的自由主义宪政传统，表现为依法治国、私有产权和人权保护，而这个传统与前两个传统在思想基础和政治伦理上，都存在诸多的抵牾。

针对相关或相类的宪法条文做出解释。这些政治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是政治主权系统中政治性国体的内涵。其二，从中国经济制度的构成内容来看，与此处所论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公有制这一核心概念，这一制度的主要功能就是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即平等性原则，从而彰显了中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是中国的第二根本法。在这一意义上说，主体的权力又是一种总体性、政治性和决断性的权力。

[30] 参见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41页。这三种具体的国家形象实际上就是对中国国体内涵的描述：物质文明→富强国家对应的是国家经济关系，或人类与其占有物之间的固定, , 关系。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从整体上看，现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经过艰难的理论探索而形成的，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阶段。

那么，为什么只在宪法第二条的解释中认为规定了中国政体问题呢？可能会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质疑：之所以在宪法第二条中解读出中国政体内容，其依据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表述，还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3）通过示范实验来具体指导社会自治。

对此，郑永年教授继续分析道： 随着政府间的政治放权，虽然个人和社会群体的自由表达和集体行动的政治空间扩大了，而且共产主义政权转向了协商性威权主义，但是政治参与还是很受限制。[49] 王旭：《论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宪法规制功能》，载于《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第19页。

关于一体二元三维中国宪法理论体系更为详尽的内容，在笔者的《人民政协本体意涵的宪法学阐释：以一体二元三维为框架》（未出版）一书中得到了详尽解释。[⑩] 翟志勇：《八二宪法修正案与新的宪政设计》，载于《战略与管理》2012年（内部版）第3/4期。[74] 在笔者的阅读范围内，近期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郑也夫教授的《吾国教育病理》（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86] 这是笔者仿照革命教化政体这一表述所做出的概括。为了激发公民们的创业激情，免除公民们的后顾之忧，就需要通过严密且严格的法律制度确保公民私有财产的安全。[76] 关于中国政治语境中群众内涵的解释，可参见李里峰：《群众的面孔——基于近代中国语境的概念史考察》，载于王奇生主编：《新史学·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解释》（第七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

中央和各省之间相互调整关系，导致了国家结构的变化。就政体Ⅰ而言，其存在于政治主权系统之中，并且由执政党和人民政协所构成。

政府间政治放权的关注点是权力转移，它不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转移，而是在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这里的政体主要是有关权力配置以及相应的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且具有鲜明的技术性特点。

而造成这些缺陷的核心原因是：在解释中国宪法典文本时缺乏真正的整体性。在《资本论》中有如下表述： 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资本所有权相分离，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

[38] 这一表述中的进步性与人民政协的爱国属性、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逻辑上是相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22] 这种对国家集体性的解释，最天真、最直接的版本是把它比作人体。[50] 在这样的学理和制度框架下，国家基于对社会公共资源与财产的所有而获取的收益，就应该主要用于中国人平等权的守护上。

这里的各种形式就是蔡定剑教授所列举的第⑵、⑶、⑷项，而第⑴项则不在此列。[21] 一种对一个国家集体性的解释，如果不承认有统治者或政府的容身之地，那它甚至一开始就不可能是貌似有理的。

（2）设置相应的国家机关，并配置有关国家权力，从而形成相应国家机关的职权。第二，由于人民政协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这就需要把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与其所代表对象的具体关系纳入解释视野。

而笔者基于严格限定解释方向的考虑，只能对此存而不论。这并不是说存在两个体之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指这两个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体之中国在二元层面上的具体形象与存在方式。

这就是民主集中制内涵中的集中之体现。第2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由于精神文明是宪法调整文化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各种文化制度的目的和基本追求，也是各种宪法主体参与文化关系和从事文化活动应遵循的基本准则，[55]所以，第二十四条在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中就居于主导性地位，由此，笔者将主要以第二十四条为解释对象。[52] 郎咸平、杨瑞辉：《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相关解释可参见韩秀义：《文本·结构·实践：中国宪法权利二重属性分析》，载于《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所谓根本法式解读模式，是指立足于根本法与高级法的两个重要宪法学概念的分析，提炼和抽象出中国宪法的根本法，从而在宏观上完成了对中国宪法的根本解读。

但，由谁去区分真理和谬误呢？ 二是由于在现行宪法典序言中已经阐明了真理的代表者——执政党，所以，由执政党以及人民政协自上而下地进行真理性教育，并同时反对各种谬误，就成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方式。  摘要:  在宪法学界，虽然对82宪法的解释模式众多，但共存的一个缺陷是解释框架的缺失。

如何建构这些准则，则又多赖于社会集体的常识判断以及理性的反思与批评，主观的善意似乎用处不大。是革命或阶级斗争还是建设、是管控或统治还是治理，也是判断中国共产党是否真正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核心标准。